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暮色中的炊烟
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,是劈柴化成的幽魂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,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,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,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,宁静、纯洁、轻盈、缥缈。
炊烟总是上升的,它的气息天空最为熟悉的了。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,炊烟徘徊在屋顶,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。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,有点微微的涩,涩中又有一股苦香,很耐人寻味。
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,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。
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,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。从东窗,还能看见她家的木刻楞房屋。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,我们都叫她老毛子。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,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,是个马夫,生了两个儿子,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,叫秋生,秋生呆头呆脑的,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,见了人只是笑,不爱说话,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。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,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。除了他,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。
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,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在低空盘旋,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。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,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捕鱼,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,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,他们就会向我们招手,我们也会向他们招手。
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,因为一不留神,就会被戴上一顶“苏修特务”的帽子。她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,从不离开院门,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。她个子很高,虽然年纪大了,但一点也不驼背。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,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,她脸上的皮肤非常白皙,眼帘深深凹陷,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。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,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,我就跃过栅栏,跟着她去了。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,北墙上悬挂着一个挂钟,挂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,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,一个装着蚕豆,一个装着葵花子,此外还有一个茶壶,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。这桌子上的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,喝茶,吃蚕豆,嗑瓜子,摆扑克牌。她把我领到家后,喜欢把我抱起,放在一把椅子上。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,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。蚕豆、瓜子是最常吃的,有时也会有一块糖。与她熟了以后,她就教我跳舞,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,扬起胳膊,口中哼唱着什么,原地旋转着。
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,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。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,走路扭扭摆摆的,且都是小碎步;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,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。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,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。
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,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。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:一个是秋生,一个就是炊烟了。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:秋生,你奶奶身体好吗?秋生嘿嘿地笑,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。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,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,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,很有规律。大家也就很放心。
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,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。那几天秋生没过来,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。住在她家后面的人家,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,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,结果她连续几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,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。于是喊来她的家人,进屋一看,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。
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,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,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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